以下是前樂團牧師羅永光摶士寫給樂團10週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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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基督徒中樂團的挑戰

羅永光

      

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會同意,音樂是上帝給世人的禮物,是美妙的恩賜。音樂對基督教的影響之大,對信徒生命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。甚至有不少偉大的神學家都對音樂十分推崇。如馬丁路德認為,「除了神學之外,沒有任何藝術可與音樂媲美。唯獨她能使人有平靜和喜樂的心。」(1530年給Ludwig  Senf 的信)基督教被稱為「音樂的宗教」實當之無愧,因為基督教自建立以來,都非常重視音樂。

      

西方的音樂是在教會聖樂的基礎之上發展形成的。我們所認識的西方作曲家當中,很多都受到教會聖樂的薰陶,又把他們的天賦恩賜貢獻給教會。他們的作品產生自基督教信仰的領受,又能造就我們的信仰。難怪二十世紀的偉大神學家巴特(Karl Barth)如此稱許莫扎特:「我必須承認,我多年以來(多虧留聲機這項令人無比讚嘆的發明),年復年的每天早晨,總是首先聽過莫扎特的音樂,然後才研究教義學。我甚至必須承認,當我去到天堂的時候,我將先尋訪莫扎特,然後才打聽奧古斯丁(Augustine)和托馬斯(Thomas)、路德(Luther)、加爾文(Calvin)和施萊馬赫(Schleiermacher)的所在。」(1955年2月13日新蘇黎世報)

      

中國聖樂在教會起步之遲,遠遠不能與西方聖樂相比。當福音傳入中國時,在中國所建立的教會也從西方教會繼承了西方的聖樂,本色化的聖樂沒有足夠的空間發展,也找不到像巴哈(Johann Sebastian Bach)或韓德爾(Georg Friedrich Handel)那樣偉大的教會音樂家。然而,中國人也是天生愛好音樂的民族,聖樂在中國教會內受歡迎的程度並不亞於在西方教會。只可惜要發展中國的本色聖樂的確要面對不少困難。

      

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,在音樂方面的發展要比西方早得多。史家告訴我們,早在西周(約主前1046年至主前771年)的宮廷已經建立了完整的禮樂制度。一九七八年在湖北隨縣發現了戰國時期(約主前四百多年至主前221年)的曾侯乙墓,尋得八種(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),共124件樂器。樂理方面,從五聲到七聲,再發展到十二律亦已經在周代完成。荀子在《樂論》中說:「人不能不樂,樂則不能無形,形而不為道,則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也,故制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聲以道之。……以感動人之善心,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,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」可見中國音樂不單在主前時期已經相當成熟,而且已經廣泛應用在政治和道德教育上。然而,在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發展中,音樂遠遠落後於文學和書畫,甚至被西方音樂以短短的數百年發展所拋離。究其原因,有數個關鍵要素值得我們注意。

      

在器樂方面,雖然中國在二三千年前已經設計了不少自創的樂器,甚至早在漢唐時期吸納了不少外來的樂器,如琵琶和胡琴等。可是,有關眾多器樂的定音,卻一直沒有一致的標準;記譜法更是五花八門。這都為器樂的合奏構成巨大的困難,嚴重阻礙合奏作品的創作。而聲樂方面,更因中國的語言普遍是「多聲調」語言而大大增加了唱頌的困難。就如香港人所用的粵語有九聲,甚至比中古漢語的四聲還要多;而「一形,一音,一意」的漢語系統對於旋律音高的配對要求,就自然地限制了作曲的靈活性。聲韻若運用得精巧,便能創造和享受詩詞歌賦之美;若運用得不善,便會「歌不達意」,甚至「笑話連篇」。縱使作曲者對中國語文有深厚的造詣,旋律配對技巧超凡,在合唱的創作方面也難有突破。

      

香港基督徒中樂團自1997年成立至今已有十個寒暑。由創團的13人開始,不斷匯集同心志、具恩賜的基督徒,在中樂事奉的聖工上不畏艱懼、不遺餘力,正向中樂發展所面對的合奏和合唱的挑戰前進,並在歷史短和根基淺的中國聖樂發展中獻上美好之祭,與廣大的華人同胞以中國聖樂讚美上帝和服事教會。這樣的事奉有如以賽亞書所說:「報福音、傳喜訊的人,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」。作為前團牧的創團會員謹在此衷心的祝福你們,願你們被主重用,所獻上的馨香之祭都蒙主悅納。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 

       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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